1948年2月7日，中央军委指示刘邓所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大别山撤离。自从1947年8月进入大别山，直到1948年3月接到撤出命令，刘邓的大军虽然未能在大别山开辟根据地，但这一段历史却给中原地区的局势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经过这场战斗，整个中原地区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尤其是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。
刘邓大军不仅成功开辟了鄂豫、皖西、桐柏和江汉等解放区，陈谢集团也在豫陕鄂一带建立了新的解放区，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后，豫皖苏的解放区进一步扩展，成为横跨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，围绕陇海、津浦和平汉铁路三条主干线的解放区，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公里。虽然解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，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新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，那就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这些新开辟的地区。
在进驻大别山之前，为了确保中原地区的统一领导，刘邓首长曾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新的中原局（不同于解放战争初期的形式），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提议。然而，成立时的中原局领导班子相对薄弱，刘邓不仅兼任野战军和军区职务，还承担了中原局的领导责任。因此，等到大军撤出大别山时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，中原局当时的领导力量根本无法承担起如此庞大解放区的管理任务。
展开剩余78%更复杂的情况是，当时除了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外，还有华东野战军部分力量（即陈粟大军）参与了中原的解放区建设，如何协调这三部分野战军的指挥、归属等问题，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。在刘邓接到撤离大别山的命令时，刘邓及其团队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，建议由邓子恢同志来统一负责中原地区的财经和后勤事务，尤其是三大野战军的后勤管理。
为什么刘邓会特别考虑调邓子恢来中原呢？原因在于当时中原各解放区面临着一系列困难，尤其是在三大野战军的后勤保障和土改工作方面，缺乏一位统筹安排的领导者。邓子恢显然是那个最佳人选。
早在1945年9月，中央就已决定成立华中分局，邓子恢担任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，领导华中解放区的工作。我们之前提到过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党军队实行三级领导结构，即中央分局或局——军区——野战军。邓子恢领导的华中分局主要负责的是华中解放区的事务，包括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工作。
成立华中分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华东局北迁山东，原山东分局在中央的指令下被派往东北，而华中分局则成为独立的领导单位。1947年初，华中与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，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的合并同样带来了领导机构的调整。邓子恢在这一变化中成为华东局的副书记。
可以说，从解放战争一开始，邓子恢的主要任务便是协调后方工作，确保前线的后勤支援和经济建设。实际上，邓子恢的工作远不止后勤保障这么简单，他还承担了根据地的建设、土地改革、军区建设、征兵等一系列责任。如果没有邓子恢的统筹管理，华东野战军绝难在敌人重压下稳定发展和壮大。
邓子恢曾以地方干部身份崭露头角，早期在闽西苏区的开创性工作为中央苏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。比如，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他主导了长汀的商业发展，使长汀成为了“红色小上海”，不仅在闽西苏区，甚至在中央苏区也屡屡成为经济发展的典范。毛主席和朱老总曾多次前来考察，长汀的成功经验也为后来的中央苏区建设提供了参考。
然而，邓子恢在闽西时期并非一帆风顺。由于抵制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，他一度被免去职务，并调离闽西。毛主席对此高度关注，并将他调任中央政府，出任财政部长及国民经济部部长。邓子恢的能力与智慧，毛主席一直心知肚明。
然而，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，邓子恢一度被降职，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，最终在长征后，邓子恢被留在了中央苏区，继续为游击战争贡献力量。他与毛主席的交情，也在这段艰难岁月中进一步加深。直到1946年，两人在延安重逢。
在五十年代，邓子恢与毛主席之间曾因农业发展问题产生过分歧，毛主席对此表示批评，称他像“小脚女人”一样东摇西摆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邓子恢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，未曾动摇。
有些文章提到邓子恢晚年时的生活，称其“贫病交加”，但这显然是不准确的。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，毛主席在不少文章中仍亲切地称呼他为“邓老”。这一称呼起源于抗战时期，由陈毅率先提出，随后在新四军的干部中广泛传播，因为邓子恢在新四军中年龄最大、威望最高。
1965年1月，邓子恢虽然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但仍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，并负责财经工作。即便在晚年，他依然享有副国级待遇。1970年，邓子恢因病返回北京治疗，并于1972年12月10日去世，享年76岁。邓子恢去世时，他的许多老战友和部下并未能及时赶到，许多人是从广播或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。
张震在回忆邓子恢时，深感惋惜：“未能最后见到子恢同志一面，为我心中的良师益友送行，成了我终生的遗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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